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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的简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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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-06-06 17:57:32 中茶网 已被浏览: 次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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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官府培植茶树。于是茶树由野生而成农物栽种。接着民间再种植,因此有了“茶税”的出现。
“上有所好,下必有甚焉者。”由于上位者的喜爱与重视,民间亦群起效尤,于是饮茶蔚为风尚,尤其是各大都市到处可见茶肆,茶经有云:“……谢安、左思之徒,似皆茶饮,是以与时俱广,浸于世俗,至国朝而盛,两都荆州、渝洲诸地、,已为每家必饮之物。”这是描写茶饮盛行的情况。又封洛见闻记载:“开元中泰山有降魔大师,与禅教学禅,务于不寐,又不夕食,皆许其饮茶,人自依挟,到处煮饮,从此转相仿效,遂成风俗。”由这两段访载,亦可为茶饮风行的左证。而诗风盛行的唐代,咏茶的作品,更是不胜枚举,也更证明当时的茶风。
陆羽,唐代竟陵人,又名疾,字鸿渐,又季庇,对茶有很深的造诣,时人称之为“茶神”,他奉诏着茶经,茶经一出对饮茶之风,尤有推波助澜之势,全文分上、中、下三卷,共有十个单元:一之源、二之具、三之造、四之器、五之煮、六之饮、七之事、八之出、九之略、十之图等十章,对茶有全盘的介绍,是中国茶道的先声,也是中国茶道最原始最俱体的指导原则,以后的茶书皆依此改良。
唐代诸多名家也都是嗜茶者。继陆羽之后的茶道名家当属卢仝,隐居少室山,自号玉川子,着有“玉川子诗集”,嗜茶如命,所着的“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”诗,妙趣横生其中的“天子须尝阳羡茶,百草不敢先开花”及“卢仝七碗茶”更为后来品茗者传诵不已。
唐时不仅国内饮茶,也输往各国。由“榷茶使”司掌,(宋称为“茶马司”),当时来华留学生也日本为多,日本僧人“最澄”,学成后将茶苗带回日本,于是日本开始植茶。至宋代日本荣西禅师来我国留学,写成“吃茶养生法”,日本的茶经于是诞生,日本的茶道开始宏扬,至江户时代产生无数流派,且注入日本人的精神,再赋与宗教及礼教意味,成为“日本茶道”。
宋人饮茶,基本上仍依循唐朝的准则,又从高雅的享受更发扬光大,这与宋代理学的清谈也有关系,于是士大夫争相讲求茶品、火候、煮法及饮效等,并已经不再茶中添煮薄荷、茱萸、橘皮等物了。有关于茶的吟咏更是藻墨丰富、举之不尽。而当时“茶礼”及“奠茶”两种习俗的存在,是使茶更为民间重视的原因,至今民间相亲,还是有让女方奉茶给男方来相亲的亲友的习俗。
“工书画、通百艺”的宋徽宗更是以皇帝之尊,亲着“大观茶论”二十篇,其中虽仍与蔡襄(字君谟)的“茶录”雷同,但仍是茶道中珍贵的重要文献。
宋朝文人也都是品茗行家,如欧阳修、苏轼、黄庭坚、司马光、蔡君谟…等,也都有诗句赞茶,甚或着文立论,其中东坡与君谟的“斗茶”及东坡与司马光的“墨茶之辩”更传为佳话,而民间也常以斗茶为乐。所谓“墨茶之辩”是指有一天司马光开东坡的玩笑说:“茶与墨相反,茶欲白(宋时评白茶第一),墨欲黑,茶欲重墨欲轻,茶欲新,墨欲陈,君何以同爱此二物?”苏轼不加思索的答道:“奇茶妙墨俱香,公以为然否?”真是妙人也妙语。也有段关于蔡襄品茶识茶功夫的记载如下:福建建安能仁寺的和尚制了八个茶饼,还起了个雅号叫“石岩白”,送四个给蔡襄,另四个送给京城的翰林学士王禹玉,一年后蔡襄从福建返京城访禹玉,王以最好的茶待客,蔡襄尝了一口说:“此绝似能仁石岩白,公何以得之?”蔡襄真不愧此道行家。
元朝对于“茶文化”最大的贡献,应是将“茶”推广到四大汗国的领域,北达俄国,西抵波斯及地中海以东之地。虽史料并无元朝茶事扩展的记载,但元人本为蒙古游牧民族,唐宋也以茶安抚,对茶应有份好感,只是没那份品茗的风雅罢了,随着领域的扩展,而将生活必须的茶发扬于外,并非不可能。而民间品茶之风,或可由元曲中“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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