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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茶史简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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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-06-08 13:24:44 中茶网 已被浏览： 次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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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湖南则江陵府、鄂州、归州、峡州、荆门。“山场之制，领园户受其租，余悉官市之，又别有民户折税课者，其出鬻皆在本场。诸州所买茶，折税受租同山场，悉送六榷务鬻之。”江陵府受本府及峡州茶。汉阳军务受鄂州茶。圻口务受兴国军茶。凡茶有二类：片茶和散茶。片茶，荆湖旧贡新茶芽，大中详符元年(1008年)，“上悯其苦，诏罢之”。片茶有进宝、双宝、宝山两府出兴国军，大拓枕出陵。散茶，龙溪、雨前、雨后出荆湖末茶，清口出归州。高宗建炎初，罢天下榷茶合同场十七处，而兴国军与江州军仍置场监官各一员，可知兴国军产茶之盛。当时的兴国军包括现今的阳新、大冶、通山三县。《宋史·食货志》载，崇宁元年(1102年)，定诸路措置茶事官，复置司于荆南。说明江陵府时产茶之丰。房县土产茶，宋·陈造《江湖长翁集》云：“底消山峡三分瘴，争课卢仝七碗茶。”京山县多宝寺产茶，阳新县花尖山之下，“寺中有甘泉，里人用于造茶，其味清香，号桃花绝品。”崇阳县，山民“畲粟种茶，拙以治生。”王洙在《王氏谈录》中云：“春初取新茶芽，轻炙，杂而烹之，气味自复，在襄阳试作甚佳”。时襄阳已产茶。罗田县，唐宋“产茶极盛，宋仁嘉祜六年(1061年)，石桥茶场，买卖归官，官岁计二万四千八十贯，应入岁赋。”故《元丰九城志》云：“江陵府江陵郡，土贡碧涧茶芽六百斤。”《宋史·食货志》支“江陵府贡碧涧茶芽”。从上述可见，唐宋时期，湖北是我国主要产茶地区之一。
茶税，是唐两朝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之一。宋代，实行茶叶专利垄断制，侵民渔利，时有过取，引起了茶农对政府的不满和反抗，时有发生。如太平兴国五年(980年)崇阳县“拔茶种桑”。政和初，李[谬右旁换王]知房州“时官榷茶”，复强民输旧额，贫无所出，被系者数百人。李[谬右旁换王]至，即日释之。绍兴十二年(1142年)，洪适知荆门军，时官榷茶，“以人户为率，计口均数，如家有一丁，则岁受茶三斤。”洪适“轻茶额钱”。人咸颂之。嘉定十年(1217年)，郑清之调峡州，时“茶商群聚暴，召慕之。”景德年间，钱冶知圻水，“麻城茶场，岁增五倍”，民苦不堪命(《黄州府志》)。刘立灾害，为荆湖北路转运使，“鄂州官岁市茶五百斤，三司请益减一百万斤，诏许宽一年。(《欧阳修集》)。淳熙间，孟涣知荆门军，蠲免“无名茶租”，民受其利。乾德三年(965年)，苏晓，出为淮南转运使，“建议榷圻、黄、寿等州茶，置十四场，规其利，岁入八百万缗。”由上观之，宋代茶业生产，在挫折中有所发展。
三、明清时期的茶业
明清时期，最突出的特点，是茶书的增多。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守土官吏，认识到“牧民之职，兴利除害而已。害不除，则民难以安枕，利不兴，则又无以资生。”虽他们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段的利益出发，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发展茶业生产的作用。明·何彬然仿陆羽《茶经》之例，著《茶约》一卷，明·王启茂著《茶铛》一卷，清·瞿文灿著《种茶炙焙法》，宗景藩著《种茶说十条》、龙赓言著《劝农小识》、王庭桢著《树桑植茶说》、曹南英著《制茶条议》等，皆对茶树的生境、载焙、采摘、制造等方面，详述备至。茶书的增多，标志着我国茶业生产科技有了重大的发展。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，人们迫切需要掌握茶业生产技术，用以谋生致富。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茶书，不断公诸于世，对于传播茶业生产科技，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，指导茶叶生产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元代，光国军所属的通山、大冶、阳新等，俱产茶。元盛时，“兴国及通山产茶之所，有园户、商户。以茶株纳税，每十引为一据，据纳中统钞一百二十五两，其所用袋装茶引纸，俱以江州请用，关防装袋打角，仍运司领给，由富池口批验称盘，然后出江发卖。”是兴国元时产茶之证。
明季，政府对茶业生产十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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